转自：中国金融杂志
导读：在新形势下实施资本新规，需要我们对历史探索及其经验教训开展系统、深入和科学的总结分析，从而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文章｜《中国金融》2024年第1期
2023年11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发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新形势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发展信心的重要举措，也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与国际规则融合以及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努力。
现代资本监管运行机制要点
巴塞尔协议的演变
为了促进全球金融稳定，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搭建了针对信用风险的资本充足监管框架，1996年增补了对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并首次使用基于VaR的内部模型法计量监管资本。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Ⅱ首次系统搭建了由监管资本计量、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组成，覆盖信用、市场和操作三大类风险，并提供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等多种监管资本计量选项，复杂而又精致的现代资本监管体系。然而，高度注重内部模型法且具有风险计量理想主义色彩的巴Ⅱ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导致了后续长达十年的两次修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2010年版巴赛尔协议Ⅲ出台，一方面，解决了资本充足率分子问题，即合格资本工具问题，通过取消三级资本和提高一级核心资本比重改善了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即资本质量问题；另一方面，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覆盖了系统性风险和经济周期风险。此外，巴Ⅲ还首次提出了流动性风险统一监管框架，以弥补资本监管应对金融危机能力的不足。2017年巴Ⅲ最终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后一直饱受诟病的资本充足率分母问题，即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限制内部模型法和改善标准法减少监管资本计量的差异性，重建资本监管的信誉。
资本监管运行机制及其本质
相比于实体经济而言，金融业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杠杆和低资本运行。按照风险经营的逻辑，金融业运行的模式是“低资本+高风险+高盈利+强风险管理+强监管”。其中，资本监管发挥着定海神针般的作用。
资本监管机制首先表现为资本数量监管，通过要求银行资本数量上的充足性来限制银行承担的风险和业务规模。然而，由于银行业低资本运行的特点，百分之几的资本数量无论是对于事后吸收损失还是事前缓冲风险，其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在巴Ⅱ框架中，资本监管突出了资本计量监管，即要求银行准确计量风险和监管资本，这一方面更加精准地对高风险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资本要求，即所谓提高资本的风险敏感性；另一方面，通过监管资本激励机制，即获批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监管资本的银行可以节省监管资本，鼓励银行采用更加复杂和高级的风险模型技术，并相应在风险管理制度方面采用更严格的标准，最终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因此，资本监管的本质既不在于资本的数量，也不在于风险和资本的计量，而是在于风险管理，即从事后损失吸收到事前风险计量和控制，从个体银行到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从表面上看，巴Ⅱ提出的资本监管是一个资本数量充足性的监管，但其在本质上是一个要求“风险管理充足性”的监管，因此也被称为“风险为本监管”和“审慎监管”。
资本监管和风险管理机制局限性及其改进方向
资本监管发端于风险量化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并在以VaR量化技术为代表的风险量化“大爆炸”的推动下，秉持“你不能够管理你不能量化的风险”的“量化至上”信仰。因此，巴Ⅱ提出全面采用银行内部模型计量监管资本的做法，以此提升监管资本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并推动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让西方的现代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对风险模型和资本监管有效性的质疑导致了巴赛尔协议长达十年的反思和修订，最后在2017年巴Ⅲ终版中几乎全面限制内部模型法的使用，盛行二十多年的内部模型法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让位于标准法。
巴Ⅲ对内部模型法的限制反映出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风险管理存在局限性。现代风险管理以风险客观性为基础，追求风险的量化、定价和交易，属于客观风险管理范畴。但风险也有主观性的一面，是客观世界变化在人的主观世界的反映，其存在和大小也受人的主观认知和偏好的影响。所谓风险治理、战略和文化都属于主观风险管理范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究其根源，更多地是金融机构在主观风险管理层面存在重大缺失，风险战略、治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没有能够与迅猛发展的风险量化及交易相匹配。随着资本监管内部模型法机制的调整，主客观结合的全面风险管理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银行资本问题差异性及其影响
西方银行业资本问题主要是所谓“资本对风险的敏感性”问题，即监管资本计量不准确，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和模型技术实施监管套利，导致资本充足率不足。巴塞尔协议历次改革，无论是巴Ⅱ倡导还是巴Ⅲ限制使用内部模型法，其目标都是提高监管资本的风险敏感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相比于资本计量不准和数量不足，我国银行业资本问题更多地集中在资本的理念和作用方面。与经济体系的渐进式改革类似，我国银行业资本概念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巴塞尔协议一直代表着更好发挥资本约束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实施资本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向超越内控和对冲机制的现代资本管理方向发展，包括发挥经济资本、会计资本和监管资本的作用，实现基于风险资本的客户准入、业务限额、产品定价和业绩衡量。
我国开展资本监管的现实意义
资本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范
系统性风险概念引起广泛关注始于巴Ⅱ阶段对资本监管顺周期性的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让系统性风险问题充分暴露，“各扫门前雪”的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并不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发生，以增加个体机构资本充足率为目标的风险转移反而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2010年版巴Ⅲ的一个重要改进就是将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资本要求纳入监管框架，包括覆盖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逆周期“资本储备”要求和覆盖空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系统重要性机构附加资本要求，从而形成了宏微观审慎监管结合、个体和系统性风险统一管理的现代风险治理体系。
我国改革开放45年来，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迅速，相应地其规模、复杂性、关联性、不可替代性等系统性风险要素也较为突出，尤其诸如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以及中小银行等领域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覆盖宏微观审慎监管的现代资本监管及其驱动下的现代风险管理，为我们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框架和操作工具。
资本监管与服务实体经济
资本监管驱动下的现代风险管理是以追求发展而承担风险为逻辑起点的，讲求的是资本限制风险的规模和边界、资本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与效率。它超越传统的风险内部控制和对冲转移机制，进入到基于风险的客户评级准入、业务限额、产品定价和薪酬绩效调整等日常管理核心决策，乃至风险偏好和战略决策层面。尽管风险管理在技术层面常表现为限制业务的“刹车系统”，但从更大的视角看是“促发展”的“战略加速系统”，其本质在于有效承担和管理风险，从而获取风险溢价，追求的不再是以单纯的收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而是以价值创造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本职能。然而，不能够简单地把金融服务理解为提供融资。融资只是金融的表象和载体，对实体经济的风险分担和管理才是金融服务的本质。资本监管机制中资本充足率、资本吸收损失能力、风险计量能力乃至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影响甚至决定了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部门输送风险管理的标准，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
资本监管与坚持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从金融的风险本质视角认知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可以把以加强党的领导为中心要义的政治性要求理解为加强对金融的控制和维护金融稳定，而人民性的要义则在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两者的关系就是风险管理和发展的关系，这与资本监管的基本使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利用资本监管理念和方法，创新风险治理体系，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传统管理困境，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平衡。同时，政治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对人的管理，尤其是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者的认知、文化、治理和战略偏好等主观风险的管理是有政治保障的。
需要注意的是，开展资本监管需要合理理解和处理好银行及其资本的盈利性与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首先，银行及其资本的盈利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客观属性，但与政治性和人民性不在同一层次上。政治性和人民性是对金融运行的根本和方向性要求，而盈利性是在商业运行层面的技术性要求。两者并不存在天然的矛盾和冲突。相反，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盈利性是服务于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是坚持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商业保障。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对盈利的追求是创新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同时也是风险承担的根本原因。其中，资本监管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能够确保盈利的追求和风险的承担处于合理水平，遵守风险收益相匹配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资本监管与对外开放和金融强国建设
笔者认为，从金融的风险本质看，金融强国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风险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金融作为经济体系的血脉和中枢系统提供风险管理核心竞争力；其二，利用规则和机制强国，尤其是基于风险的有效金融供给机制；其三，聚焦点在于实现有效兼顾风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
相应地，金融强国的具体目标也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创新发展，尤其是帮助分担和管理创新与发展带来的风险；二是金融系统不仅要提供融资服务，还要提供风险管理规则和标准服务，而且这些规则和标准要争取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具有示范性和信心保障，包括“定价权”和“话语权”；三是实现“防风险”和“促发展”的统一。
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证明，发展强国和对外开放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过去二十多年我国接受和实施了巴塞尔协议，显著提升了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新形势下我们仍需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继续提升现代金融管理科学性和专业性。同时，我们也需要认知到由国情差异决定的金融及其资本问题的特殊性，认知到西方现代金融体系和风险管理的局限性，尤其是主观风险管理的滞后，从而在对外的竞争合作和相互学习中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之路。
实施资本新规的基本策略建议
继续提升认知水平，深化现代金融风险经营管理思想。无论是直接金融还是间接金融，表内金融还是表外金融，其融资表象之下都是对实体经济风险的分担和管理。金融对实体经济提供的服务不只是资金层面的，也包括风险管理的信息、标准和信心。现代金融机构经营的就是风险，资本提供风险承担和经营的边界，且其回报要求是创新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资本管理及其覆盖的风险量化、定价、限额和绩效调整等是超越内部控制和对冲的更加高级的风险管理形态，是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二十多年来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和开展现代资本管理，推动了现代金融理念的启蒙和初步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仍需要继续深化上述理念。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新形势继续探索中国特色金融管理实践。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探索，已经积累了宝贵且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教训。我们从计划经济走来，从“拨改贷”起步，历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念的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分离，银行的股改上市，直到加入巴塞尔委员会，努力建设现代资本管理和监管体系，过河的“石头”已经摸过无数，终于建立起了支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在新形势下实施资本新规，需要我们对这些历史探索及其经验教训开展系统、深入和科学的总结分析，从而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抓住资本监管本质，在更大范围内继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资本新规作为融合了全球风险管理领先实践和中国二十多年本土探索的系统、专业的风险为本审慎监管体系，其落地实施的核心应该聚焦到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其影响覆盖的范围不仅应该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且要通过金融的风险管理供给服务推动实体经济部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保持学习心态，以人才团队和核心竞争力培养为聚焦点。资本管理是现代金融管理中最复杂、精致和科学的一套专业管理体系，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学习红利。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尽管我们有了一些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实践体会，巴塞尔协议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虚心学习和积极借鉴的态度，要以中高管人才团队的现代理念和技术能力培养为抓手，努力提升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
加强治理和规划，推进主客观结合的新一代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资本监管落地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需要先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自上而下系统推进，而不能够简单依靠一两个中层部门。鉴于在内部模型法作用下降后，银行需要更加注重基础和全面的定性风险管理，风险治理、战略、偏好和文化体系建设等主观风险管理应该成为前期规划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要考虑数字化转型和前台金融科技应用驱动下风险量化的发展，进而努力搭建前中后台结合、主客观结合的新一代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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